民主革命的先驱 共产主义的战士

——鲁佛民同志传略

宋 百 川

鲁佛民同志，原名鲁琛，字献卿，山东济南人。生于一八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病故，终年六十三岁。

鲁佛民同志是山东省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是一位从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旧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老同志。佛民同志的一生，忠于人民，光明磊落。为了追求真理，他不惜抛弃了安逸的生活和优越的社会地位，而甘愿颠沛流离，备尝艰辛，并誓不与反动官僚为伍。为了献身革命，他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地投入了革命斗争，积极地支持革命，掩护同志，并教育培养出一大批青年参加了革命队伍，鲁佛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佛民同志出生于清朝末年一个低级官员的家庭里。在他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十四岁时母亲又病故，家境极其凄凉。在生活日益困苦的情况下，他只得依赖亲友的接济，坚持苦读了几年书。从一九〇一年起，开始充当塾师，收入十分微薄，他一面教书，一面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在文学、史学、经济学等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新学，读过饮冰室文集、康梁文集、孙逸仙传、章太炎著作等。由于新旧兼攻，知识领域开阔，进步思想在萌芽。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迅即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不久，山东宣告独立。佛民同志时年三十岁。他深受当时革命热潮的激励，立志参加革命，但又觉得自己缺乏专门知识，迫切要求学习。一九一二年，他毅然投考了山东法政学校。在校学习期间，品学兼优，颇受学校当局器重和深得同学们爱戴。一九一五年，毕业考试成绩优异，名列第一，获得奖状。一九一六年曾与在济校友组织报社，出版《公言报》，后到山东高等检察厅任职员。一九一七年取得律师证书，营律师业务，兼省立高小教员。一九一八年，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的先驱在北京倡导新文化运动。佛民同志阅读了《新青年》杂志后，思想上颇受影响，对新思潮有了初步的认识。他利用工作、授课的余暇，经常为律师公会的机关报《山东法报》撰写社论。佛民同志发表的文章立论新颖，很受社会人士注意。

一九一九年夏，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接着就迅速地扩展到全国各地。在巴黎和会上，日本蛮横地要求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人民义愤填膺，群起反对。济南学生，继而工商各界，风起云涌，罢课罢市，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纷纷抵制日货，声势浩大，“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收回青岛”的口号深入人心。鲁佛民同志激于爱国义愤，毅然地投入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他积极地指导和赞助山东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当时的宣言、口号及游行示威的行动计划，多为佛民同志草拟。山东反动军阀当局曾大肆造谣，挑拨中伤，公开诬蔑佛民同志“阴谋煽动学生暴动，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军队，破坏监狱”等等；但佛民同志毫不畏惧，仍经常潜赴各校演讲，与学生联合会保持密切联系，深得各校学生的爱戴和信任。不久，省议会、商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组织了山东赴京请愿团，呼吁交还山东半岛和青岛问题；佛民同志被选为教育界代表，参加了该团赴京请愿。佛民同志在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经受了考验，看到了群众的巨大力量，使他对政治斗争的认识更加深刻，既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进一步坚定了他为革命而奋斗的信心。

佛民同志通过参加五四运动的实践，更加意识到舆论工作的重要，随山东赴京请愿团返济后，即致力于新书报的传播工作。他除了继续从事律师职业外，并兼任山东《大民主报》和《山东法报》编辑，还一度独立经营《山东平民日报》，曾被上海的《申报》、《新闻报》聘为通讯员。由于他长时期担任报纸编辑工作，每天遍阅国际国内新闻，以致对时事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注意当时“中俄通讯社”（即后来的苏联“塔斯社”）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工人运动情况的报道，并经常采登这类消息。此时佛民同志也读了一些有关阶级斗争方面的书籍，并已逐渐认清了贫苦的劳动人民应该起来向剥削阶级作斗争的道理。一九二二年，佛民同志被推选为山东各界联合会的代表，赴京参加解决山东悬案问题的活动。因佛民同志在代表中年岁较长，德高望重，又被代表们推为首席代表，在京列席鲁案会议，同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王正廷、颜惠庆、顾维钧等一起与日本使者谈判。谈判中，每遇有损及国权之事，佛民同志皆据理力争或抗议斥责，对日本使者的无理要求从不让步。由于佛民同志及山东代表的态度明、立场坚，致使主办此案的北京政府外交代表持郑重态度，不作轻易退让之事，终于迫使日本政府与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至闭会时，鲁案督办王正廷曾说：“真佩服山东代表，他们真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真正是为社会服务，非乘机谋利禄之徒也。”在鲁案交涉谈判中，鲁佛民同志充分地代表了山东人民的意志，发扬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在鲁案会议结束后，省议会议长王鸿一介绍他到青岛督办公署任教育科长。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在此情况下，鲁佛民同志在青岛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担任了组建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的任务。与此同时，佛民同志利用职业上的便利，由上海购进了许多革命书刊，如《中国青年》、《向导》、《唯物史观》、《共产主义初步》以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由青岛市中华书局代为销售。此外，佛民同志还在青岛市内和四方铁厂各办一处小学，表面上是提倡普及教育，实际上是为了给国民党左派分子和共产党员安排公开职业，为他们提供进行组织活动的场所。当时，中共青岛市委负责人邓恩铭等同志经常与鲁佛民同志接触，并得到佛民同志的支持和协助。邓恩铭同志在青岛工作期间，就曾以台东镇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将军的邀请，去北京共商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国家大事。翌年初，中共山东省党组织负责人王尽美同志以孙中山特派员的身份去青岛，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和意义，①并召开了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尽美同志作了形势报告，成立了“青岛市国民会议促成会”，推选鲁佛民同志等为出席国民会议的代表。代表抵京后不几天，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会议因段祺瑞反动政府的阻挠、破坏而未能开成，各地代表均返回原地。同年夏秋之交，共产主义青年团山东省委书记关向应同志到青岛开展团的工作，也经常与鲁佛民同志联系。此时，佛民同志的长子鲁伯峻同志由省委调到青岛进行工运工作，主要负责四方、沧口各厂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伯峻同志以小学校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直接领导各厂党组织的建立和开展各种斗争。在这段时间内，关向应同志与鲁伯峻同志经常接触，他们共同研究开展工作的情况及学习上级的指示、文件等。他们的革命活动也都得到了佛民同志的赞助和支持。

一九二五年，青岛市的部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了加强团结，与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相抗衡，遂组织了三民主义学会，鲁佛民同志担任该会的总领导人。是年冬他在市内主办的小学，因组织活动较多而暴露了目标，被反动军警破坏，校长遭逮捕，三民主义学会的名册被搜去，佛民同志涉重大嫌疑，遂离开青岛，经大连转赴北京。一九二六年春抵京后，他参加了在故宫举行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但时过不久，就发生了“三一八”戕害革命青年的惨案，段祺瑞执政府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逮捕、通缉了大批名流学者；鲁迅先生因发表了悼念牺牲学生的文章也受到通缉。在这种局势下，佛民同志迫不得已又返回济南，重营律师业。

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上宣言》中也提出了这个主张，是年冬，王尽美同志去北京听取李大钊同志关于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讲演，在归鲁途中与孙中山在天津相遇，进行亲切交谈。嗣后，孙中山又约见了由北京回山东开展国民运动的王乐平、王哲、闫容德三人。孙中山以他个人的名义委派王尽美等四人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

这些亲身经历使佛民同志对反动军阀的凶残统治更加痛恨，同时也对国民党右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与共产党的关系愈益密切。佛民同志在济的律师事务所，成为掩护革命工作的重要场所。当时，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经常与佛民同志来往，关向应同志曾经常寄宿在律师事务所内。律师事务所实际上已成为当时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的秘密机关。

当时，山东的反动军阀张宗昌公开反对革命，到处搜捕共产党人，革命者随时都有遭受逮捕、牺牲的危险。佛民同志的律师事务所内不仅藏有大量的党内文件、书籍和宣传品，而且省执委的秘密交通经常出入其间，省执委的会议有时也在此举行。佛民同志此时年已四十五岁，他毫不顾忌个人安危，冒着极大的风险，为革命作出了不寻常的贡献。

由于他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受到了党的极大信任。经过个人的申请，由中共山东省执委批准，一九二六年冬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佛民同志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北伐军节节胜利勇克武汉，并继续北上的大好形势下，一九二七年初，佛民同志受中共山东省执委的委派前往上海，经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接谈后，立即介绍到武汉工作。由于当时的武汉政府仍是国共合作的局面，他的公开职务是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商民部秘书工作，同时还兼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经理处秘书职务。在武汉期间，他与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在一个党小组内过组织生活，并在工作中与毛泽东、董必武、瞿秋白、谭平山、邓演达、郭沫若等同志有过接触。

在这期间，鲁佛民同志的长子鲁伯峻同志——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因中共山东省执委机关被破坏不幸被捕，并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济南壮烈牺牲了。佛民同志得知这一噩耗后，万分悲痛，但他并没有因为失去了爱子而颓丧，相反地，他更加坚强了，对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七一五”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后，佛民同志因山东国民党右派分子告密而暴露了身份，为避免遭害，根据组织上的指示，他秘密离开武汉至上海，再转赴青岛。

他在青岛期间，仍经常与中共山东省执委的负责同志会晤，并负责转递我党由上海与山东党组织互相往来的秘密信件。

是年九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宣布开除鲁佛民同志的国民党党籍。至此，他与反动的国民党完全脱离了关系。

这时，全国各地一片白色恐怖，党的工作已经全部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为保存革命力量，佛民同志当时不宜在青岛作长久的居留，经省执委指示他又去京、津一带，谋求公开职业，长期隐蔽，以待时机。

一九二八年春，佛民同志到北京后，由于北京、天津一带的党组织遭到了大的破坏，未接上关系。此时，他又没有职业，没有经济来源，再加上国难家仇，处境十分困窘。但佛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却毫不动摇，始终保持坚贞不屈的政治节操，誓不与反动派发生任何关系。为了生活下去，他先后在平津两地担任家庭教师，并在北平志成中学、艺文中学任过教员，依靠微薄的收入供给次子余修同志读书，还担负着供给长子伯峻同志遗属的生活，几乎每月都入不敷出，经济状况困顿不堪，甚至经常借债。即使如此，佛民同志仍不失共产党员本色，他虽然暂时不能与反动派进行直接的斗争，但仍在不懈地为党工作。他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向学生讲授近代革命史，向青年们灌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即从旁予以指导。经佛民同志的培育，有不少学生在抗日战争前后分别参加了工农红军和八路军。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 “一二·一六”爱国救亡运动，佛民同志被压抑多年的革命激情，又重新迸发出来了。他积极地参加了救亡文化团体，并经常与进步教授吴承仕及齐燕铭、刘白羽等同志晤谈。此后，还不断阅读党的北方局出版的《长城》杂志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周报》等报刊，从中得知红军长征已胜利到达陕北，并在延安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使佛民同志非常振奋，向往革命圣地之心油然而生，并日益迫切。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佛民同志经党组织批准，山北平转赴延安。他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同志，于八月十一日乘八路军的汽车抵达延安，实现了他的夙愿。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在百忙中接见了佛民同志，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当他向毛主席汇报了大革命后在北平十年的情况时，毛主席赞誉他“十年党节可嘉”。不久，佛民同志被分配在边区政府教育厅任秘书工作。一九三八年春，又调边区政府秘书处工作。十月，经组织批准重新入党。

佛民同志到延安时已五十六岁。由于他长年奔波颠沛，健康状况欠佳，但他仍不辞劳苦，竭尽全力地工作，即使在因病休息期间，也不放松学习。他每周必到中央大礼堂听党课一次，十分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党的小组会从未缺席。

佛民同志在延安工作期间，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忠于职守，公而忘私，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终因积劳成疾，患心脏病，久治不愈。不幸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日病逝于延安，终年六十三岁。墓葬于延安烈士陵园。

鲁佛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九年了，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