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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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伯峻同志生平

更新时间:2022-07-04 11:30:29点击:

鲁伯峻同志生平

余 修

鲁伯峻同志,名广德,山东省济南市人。一八九五年十月,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的家庭里。父亲鲁佛民,是一位锐意上进,博学勤读的知识分子。因家道清贫,伯峻同志幼年时,全家就从济南的城关迁到近郊北园居住。他的外祖家就是当地的农民,所以他的童年是和贫苦的农民一道度过的。田间劳动对他并不陌生,秋收夏耕、栉风沐雨、不得温饱的贫苦农民生活,他不但亲眼看到,而且亲身体会过的。他从少年时代,不断从事体力劳动,练就了一副魁伟的身架,健实的体魄,能吃苦耐劳。他秉性忠诚耿介,对劳动人民有深厚的同情心。加之父亲对他的教育,六岁启蒙,在他童年的半农半读的生活中,成绩优异,在他的小伙伴中是一个品学兼优的英俊少年。

一九〇八年,伯峻同志在父亲的鼓励下,投考山东省模范小学,名列前茅。在学校,他的各门功课,无不精习,博得师生的好评。他为人持重,善排难解纷;他急公好义,敢抑强扶弱;他广泛联系群众,对贫寒同学尤爱结交。他屡被公推为级长,负责向校方反映学生意见,敢于同校长争论。因此,省立模范小学视他为学生领袖,深得同学的信赖。当他临近毕业的这一年,学校忽然取消“奖学金”及鞋袜补贴费,这对贫苦同学在经济上是一大打击。他受同学委托,向校方说理力争。当时清廷政治腐败,学校行政多为封建官僚、不学无术者把持,伯峻同志这种代表同学利益的抗争行为,立即遭到学校的高压。在一场罢课风潮之后,他被学校斥为“聚众要挟校方,目无师长”,挂牌开除。这使他在求学时期,就认识到国家政治黑暗,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前途和利益,想改善人民的点滴生活,必须从改革政治做起。

一九一四年山东师范讲习所成立,伯峻同志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他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立志做一个乡村教师,因此博览群籍,曾把家藏的文史书籍都浏览一遍。父亲订购的新书刊、京沪报章,是他最喜爱的读物。他关心国家大事,常同父亲谈论政治到深夜。袁世凯窃国称帝时,父亲是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起来反袁的积极分子,伯峻同志是受影响的。事后父亲逃匿在外,也是深得伯峻同志的帮助的。

伯峻同志在师范学校,研究各门学科,都十分刻苦用功,基础都很过硬。他对绘画、音乐无不通晓,他还写一笔遒劲有力的毛笔字。这些技能对他从事教育工作和以后从事革命工作,都非常有用。

一九一六年伯峻同志毕业时,被评为优秀教师,立即被聘为济南北园小学教员。以后相继在济南近郊的华山、祝店、郭店、龙山等地任教,都留下了很好的声誉。他对学生循循善诱,并时常进行家访,对家境困难者,慷慨解囊,时有资助。他还利用教师的职业,进行农村调查,了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广大农民纷纷破产的原因。封建地主富农剥削鱼肉乡民的罪行,引起了伯峻同志的极大义愤。在华山任教期间,他为一户佃农鸣不平,曾率学生殴打过地主。他在授课之余,受爱国激情的驱使,努力寻求光明与新知。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如法国拿破仑,德国俾斯麦、美国华盛顿、英国圣西门、法国傅立叶和我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等人的思想著作都曾认真进行研究,并为他们的积极思想所鼓舞。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济南学生相继而起,组织“山东省学生联合会”,学潮风起云涌。父亲鲁佛民“激于爱国义愤,新思想的推动,毅然参加学生运动”。“迨后学潮渐次扩大,形成真正群众运动时,议会人士均藏匿不见”,父亲遂不顾反动当局的恐吓威胁,仍“一本初衷,始终参加并领导、计划济南之整个运动”,“秘密与学生联合会发生最密切之联系”,拟宣言、写标语、参加游行,“到处均得学生欢迎”。(以上均引自《鲁佛民自传》)父亲的活动,使伯峻同志受到深刻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读着通过各种渠道得来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后来,伯峻同志结识了王尽美同志。“励新学会”曾是他们互相砥砺,学习进步思想的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成,伯峻同志是其中的一分子。他们结下了亲密无间的战斗友谊。伯峻同志以他博学强记的好学精神,反复阅读研究《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俄国革命史》和《社会主义论文集》等一类的书籍,他把革命理论对照他所熟悉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解剖刀,来解剖和医治苦难中的祖国。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他的指导思想,成为他的政治信仰。

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以后,鲁伯峻同志是山东初期的共产党员之一。

一九二三年春,党曾通过一个群众性的外围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活动。鲁伯峻同志领导了“非基大同盟”的工作。他带领进步教师和学生,在商埠和城关一带街头集会。伯峻同志慷慨陈词,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罪行,揭露基督教、“救世军”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反动实质。他有时到“福音堂”、“救世军”的门前,进行革命宣传,把“救世军”吓得闭门不出。这种宣传活动,曾轰动 济南,引起帝国主义分子及其爪牙们的惶恐。省议会议长宋传典,即是基督教徒,他出面到省会警察局指控,说有“过激党”反对宗教自由,要求省会教育当局追查。伯峻同志被查出,省教育厅指令革除了他小学教员的职务。从此,他就成了职业革命家,专门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报纸杂志做武器向敌人作斗争,通过一些半公开的学术研究团体,扩大党在教育界中的影响。伯峻同志积极领导和参加了这些团体活动,利用寒亭一带的易俗讲演会,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官僚政客以及资本家的种种罪恶,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学生、进步知识分子、城市贫民,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推动革命的发展。

一九二四年,伯峻同志像其他优秀的共产党人一样,脱去了长衫 ,走到工人队伍中间去。他根据党的指示,负责领导济南的职工运动。他以鲁丰纱厂(今山东国棉一厂)为基地,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讲授他自编的《平民千字课》),组织工人俱乐部。他在铁路津浦大厂、新城兵工厂(今山东化工厂)、丰年面粉厂等处,讲述“二七惨案”的实况,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的革命斗志。他从工人的切身痛苦讲起,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明白易懂,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他根据青年工人的特点,组织纠察队上操,教他们唱《少年先锋队歌》,进行音乐演奏等多种多样的活动。伯峻同志深入工人宿舍,着和工人一样的服装,进行党的秘密工作。通过这些持久的活动,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党在工人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把工人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一九二五年,上海南京路上发生“五卅惨案”,济南的工人闻讯之后,立即群起响应。先是鲁丰纱厂在伯峻同志领导下,在工人中展开募捐活动,工人们自愿地节衣缩食,为上海的阶级兄弟募捐。捐款由伯峻同志汇往上海。

在募捐运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工会,由纱厂工人朱锡庚、宋伯行同志任工会主席。伯峻同志领导他们发动经济斗争。工会向厂方资本家正式提出要求:(一)增加工资:每个工人的日工资,老工人增加二角,新工人增加一角;(二)厂方不得借口女工因生小孩任意解雇;(三)女工产期工资照发;(四)逢年过节工人要“分红利”。由于这些要求遭到厂方无理拒绝,工人遂即宣布罢工。厂方通过封建把头并收买工贼,破坏罢工斗争,这更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当时,伯峻同志通过《工人周刊》,反映工人的意愿和要求,揭露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丑态,并把讽刺厂长叶新年(日照人)的打油诗“日照夜壶臭气熏天,工人厌弃踢他一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大大鼓舞了工人的斗志。伯峻同志还亲自主持工人纠察队的训练,使工人罢工不顾资本家的威胁和破坏,有秩序地坚持斗争。同时,他发动新城兵工厂和铁路津浦大厂的工人,发表《支持鲁丰纱厂工人罢工的宣言书》、《告各界同胞书》。伯峻同志还领导了这三个厂的工人举行联合大示威(集合地点即今商埠的人民公园),轰轰烈烈的游行,轰动泉城。鲁丰纱厂的罢工坚持了七天,迫使厂方不得不给工人每日增加五分钱工资,取得初步胜利。

经过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伯峻同志所领导的济南职工运动,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使各行各业的工会,相继成立。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叶新年这个效忠军阀、资本家的厂长,不甘心失败,就在罢工胜利复工不久,勾结反动军阀强行封闭工会,捣毁工人俱乐部,解散夜校,搜捕工人领袖,查抄《工人周刊》。反动军警当局,宣布通缉鲁伯峻同志。伯峻同志当时正在距鲁丰纱厂很近的张家屯和不到三里远的陈家庄一带坚持工作,在一个星月无光的深夜,反动警宪前往逮捕他,但他在工人们的掩护下,脱险了。

一九二五年秋,伯峻同志奉命离开济南到青岛。当时青岛正处在工人运动的低潮,四方、沧口一带的工人大罢工刚被镇压下去,李慰农同志和同情工人斗争的《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被残杀的血迹未干,被打散的工人队伍急待整顿,党组织需要建设。伯峻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毫无畏惧地潜伏在四方、沧口之间的一个村庄里—一阎家山,肩负起四沧各厂党组织总的领导工作。

伯峻同志利用父亲的社会地位,谋得阎家山小学校长的公开职业作为掩护,开办夜校,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当时四沧的工人,都以夜校为联络点,前来和他研究工作。伯峻同志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着。他运用搞职工运动的经验,很快同工人打成一片,熟练地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他常常在深夜为党员开办训练班,同时还领导研究布置各厂工人的经济斗争。他主持刊印一种工人小报,教育工人,组织工人。他曾翻印过《共产党宣言》,广泛散发到钟渊(今青岛国棉六厂)、宝来(今青岛国棉九厂)、四方机厂(今四方机车车辆厂)和分发到青岛市内学校支部中间去。

伯峻同志指导工人运动,总是通过不断的斗争实践,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团结群众的。一九二五年冬,初步恢复了工会小组之后,他直接领导钟渊纱厂工人与日本资本家开展“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保障人权”的斗争;组织宝来纱厂工人向封建把头“大舌头”吕焕智、“二舌头”张鱼古斗争。

当时伯峻同志所在的阎家山,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胶澳商埠水道局局长,就奉命到阎家山追查过工人小报的印发人,胶澳商埠督办赵琪也亲自去阎家山自来水工地清查工人名册。但伯峻同志和环绕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及夜校学生,运用丰富的斗争经验,每次都巧妙地避过了敌人的耳目,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我们的党在敌人的密网空隙中发展壮大着。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十月直捣武汉,这一消息震惊中外,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蓬勃开展,革命浪潮不断高涨。伯峻同志在青岛发展革命力量,在各厂建立党的组织,准备以更雄厚的群众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就在这时,军阔张宗昌也举起屠刀。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反动派突然调集大批军警,包围了阎家山,封闭了工人俱乐部,搜查学校和逮捕共产党员。伯峻同志也是他们捕捉的目标,可是敌人扑了个空,伯峻同志早得到党内的密报,先一日在党组织护送下连夜由城阳潜回济南。这是伯峻同志第二次虎口脱身。

一九二七年春,伯峻同志在济南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工作,分管近郊农民运动。这时他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运用一切社会条件,隐蔽自己,努力为党工作。一个春风拂拂的夜晚,他送父亲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父子分别时,父亲告诫伯峻,留在久被敌特搜捕的危城中,处处要提高警惕,处事要机敏果断,如果一发生意外,一定要抱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自我牺牲精神,勿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伯峻紧握着父亲的手,坚定地回答父亲的叮咛:“革命者是硬汉子,在敌人的面前永远不会屈服的,干革命就不怕牺牲自己。”

伯峻同志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与母亲分居,租赁济南十亩园街三十八号曾姓房,偕妻子及子女三人居住。当时东关后街地处僻静,不被人注目。他平日除负责省委机关部分工作外,经常到东郊他任教过的祝店、郭店、龙山、华山一带及黄河以北的焦集、大庄、鹊山一带,进行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散发过不少传单和革命通俗读物。这些革命火花,这些为迎接革命高潮所散布的宣传品,推动了当时近郊农民运动的开展。

一九二七年五月,封建军阀张宗昌疯狂地在济南逮捕共产党人,妄图扑灭每个革命的火星。五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机关遭破坏。五月二十一日凌晨,伯峻同志在他的寓所也不幸被捕。他临离开家时,态度从容镇定,把身边的怀表交给妻子,指着膝下的孩子们说:“好好照看他们,你们要好好活下去。”悲壮地和妻子告别。

伯峻同志是济南著名的共产党人,敌人将他捕获,真是如获至宝,想从他口里得到最需要的东西。但,不管反动统治者用利禄,或用酷刑,由于伯峻同志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敌人得不到半点口供。伯峻同志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精神。五月二十三日拂晓,敌人把伯峻同志从狱中押出,在千佛山下行刑。刑前,伯峻同志昂首挺胸,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高唱国际歌,气概轩昂,毫无惧色。这种临难不苟,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使苍天垂泪,佛山失色,吓得荷枪实弹的刽子手们,惊慌失措,目瞪口呆,连开数枪,伯峻同志壮烈牺牲,终年三十二岁。

伯峻同志不仅在革命中是一个好同志,在家中对父亲和弱弟,也不失为一个好儿子、好兄长。他帮助父亲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了共产党;早在一九二五年秋,伯峻同志初到青岛时,就把年方十四岁的我介绍给关向应同志相识,也使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伯峻同志的一生,虽只短暂的三十二年,但却是奋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是山东早期的共产党人,为幼年党的建设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职工运动,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坚信马列主义在中国必定胜利。他深入工农群众,走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实事求是,忠诚无私,光明磊落。他执行党的决议,百折不挠。他大智大勇,无畏无私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烈士的英名永垂不朽!

原载(《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本书转载时略作改动)